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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文:国家有幸诗家幸

时间:2015-09-01 19:05  审核人:  点击:
      “国家不幸诗家幸”,这是清人赵翼的名句,意为时局动荡、社会离乱的国家之大不幸,有时候反而会造成文学艺术的意外繁荣,催生优秀的艺术家和作品。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在某种程度上,文艺创作确实是“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艰难时世,艺术家的情感世界更为跌宕、丰富,对生活和生命的体悟更加敏锐、强烈,加之对民族命运的忧思,对生民疾苦的体察,使得作品容易产生独特的思想力量和艺术感染力。在文艺发展史上,不乏类似的例子。

  但是,就此绝对化地理解“国家不幸诗家幸”,甚至认为国运昌隆、经济富庶,就一定排斥和制约文学艺术走向辉煌,则未免失之偏颇。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的不平衡关系,是客观存在;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更是客观存在。在艺术生产受物质生产制约的前提下,两者之间的不平衡,只是偶然性、派生性的历史现象,不是根本规律;而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才是根本法则、必然规律,颠扑不破。从历史的普遍性来看,“国家有幸诗家幸”更有理由成为常态。

  与风雨飘摇的乱世相比,政通人和、国泰民安的太平盛世显然更利于文学艺术的发展繁荣。有人说,只有生逢离乱,经历跌宕起伏的人生,见证历史的大起大落,才能为文学艺术提供丰富的创作素材,安稳的时代只有生活没有“故事”。这显然是对文学艺术的狭隘理解。现实生活是一座丰富无比的矿藏,它永远放在那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关键就看怎样去观察它、挖掘它。每一个时代都有值得大书特书的精神特质。动荡不定的年代自有愤怒的呼号、痛苦的挣扎,和平发展的年代亦有振奋的欢唱、激昂的进取。文学艺术从未止于书写人生悲惨、情绪郁结的一面,好的文艺作品能在“写天地之辉光,晓生民之耳目”中展示它的开阔与通透。乱世之下,文学艺术多壮怀激烈、慷慨悲歌,时代为其提供的往往是人类迫切的生存吁求,却未免缺乏创作应有的从容和超拔;而在和谐盛世,生产力飞速发展,新创造层出不穷,人们思想观念的活跃程度、深刻程度与日俱进,更有利于文学艺术获取思想资源,开拓艺术空间。

  更为重要的是,国家安定、社会稳定,能够为作家、艺术家提供良好的创作环境,为文学艺术的创作、传播和推广提供强力支撑。安定和谐的社会环境,是作家、艺术家安心创作、文学艺术得以发展的最基本的前提。失却了这个前提,作家、艺术家生命不保、衣食无着,遑论创作出传世经典。通常情况是,一旦环境好转,作家、艺术家的创造力会空前迸发。比如,新时期中国文学艺术之所以能够摆脱十年“文革”的颓势,迎来新的春天,在根本上就得益于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高速发展所带来的国家之幸。

  那为什么在好的时代、好的环境,有时候作家、艺术家却没有创作出好的作品?在我看来,问题还是出在创编辑自身。太平盛世,作家、艺术家面临的最大敌人,是对现实的隔膜、对时代的麻木,以及国家民族意识的淡化。在安定和谐的社会氛围中,在富足优越的物质环境里,作家、艺术家与生动的社会现实之间距离增加,尤其是对普通人民群众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缺乏感同身受的情感共振,导致创作处于无根状态。有的创编辑陶醉在个人的小圈子里,闭门造车打造“阳春白雪”,满足一己之好;有的为名利所困,忘却应有的责任和义务,把文学艺术当作逐名牟利的工具。相反,对这个时代所发生的巨变,对亿万百姓的喜怒悲欢,却习焉不察、视而不见。其结果,只能是错失良机,让自己的创作归于平庸和沉寂。

  当代中国,正在经历千载难逢的历史巨变。大家身处其中的时代,是熔铸了几代人的希冀与梦想、蕴含着无限可能性与生机的时代。这一时代为文学艺术提供的历史厚度和深刻内涵,超越了任何既往。当代作家、艺术家要想在其中大有作为,就必须努力去抓住它们,恰如歌德所言,一个成功的文艺家在于“他在他的民族历史中碰上了伟大事件及其后果的幸运的有意义的统一,他在他的同胞的思想中抓住了伟大处,在他们的情感中抓住了深刻处,在他们的行动中抓住了坚强和融贯一致处”。只要广大作家、艺术家跳出象牙塔和名利场,负起对国家民族的巨大责任,真诚地拥抱时代、拥抱生活,真正地把自己的双脚站稳在大地上,他就能强烈地感受到时代的脉搏、生活的律动,产生喷涌的激情,抵制艺术感觉的钝化,创作出无愧于历史、无愧于人民的精品力作,从而超越国家乱治与文艺兴衰的悖反怪圈,达到“国家有幸诗家幸”。(廖文)

    来源: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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